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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乌老板之二
发布时间:2013/8/25 13:37:42 | 人感兴趣 | 评分:3 | 收藏:


老熟人Deepak送来了“开业大礼”。他又要买一批货,用于圣诞节销售,数额四百万元,比之前宋在贸易公司做打工族时都要大。不过这次,Deepak不能立即付款,需要15天账期周转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宋文辉心中关于Deepak的关键词缩减成两项,买得起货的商人和与自己交情很深的有钱人,前者是利益,后者是人情。二者中无论哪一个都有将原本简单的交易引向危险轨迹的能力,那个被无限接近的雷区就是账期。

账期,即在客户、中间人以及厂家之间,厂家先将货赊销给信赖的中间人,中间人再将赊销的货二次赊销给客户的时间周期。这种经过两次赊欠的经营链对中间人而言危险极高,一旦出现客户逃单,仅仅赚取价差的宋文辉们将跌入债务深渊。

如果是之前,是否给账期,宋文辉供职的贸易公司会有严格的筛选控制,出错的几率小很多。现在单干的宋文辉可以自由决定赊账,无需征求谁同意致使客户跑单,同时自然风险自负。

宋文辉有点纠结。这是自己自立门户后的第一笔生意,Deepak有以往的良好记录作参考,对其支付能力,特别是自己的判断力深信不疑……他还是没立刻作决定。

在宋文辉遭难后,有人提出质疑说为何不选择信用证这种更安全的交易。信用证的意思是,Deepak提供由银行开具的信用凭证给宋。宋发货后,拿着信用证和发货单,可以在银行拿现。但宋文辉深知这在义乌市场交易的具体执行中有难度,最重要的原因是,信用证本身需要现金抵押,如果有这么多现金,买家也没理由提出要账期。在他考虑期间,Deepak邀请宋到自己义乌的临时办公地商量事情。进到办公室,宋文辉发现很多中间人在排队。从里间出来的,有的很沮丧,因为没能争取到订单,反之则欢欣雀跃。

宋文辉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被叫来成为旁观者,但所有的细节都在提醒暗示,如果再不决定,订单就要飞了,Deepak还有很多选择!

在我们以往的认知中,市场越成熟,相应的各种程序也会更严谨,然而现实中,绝大多数义乌中间人践行的却是另一套“短平快”的交易准则:对合同常识知之甚少,需要签合同了就从旁边随便拷贝一个过来,改改收货人和日期;没有交易必备的双方资质认证——包括宋文辉在内的所有中间人都清楚,Deepak在国内没有注册公司,也就是说,一旦有经济纠纷,取证和界定都相当困难。

说到底,还是因为宋文辉们的货品属于附加值不高、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产品。义乌小商品经营户们竞争激烈,更低的价格和更长账期成了单一又恶性的竞争手段。

办公现场无形的压力、市场长期的恶劣竞争环境压垮了宋文辉的心理防线。他同意了给账期,先后向Deepak发了412万元的货。想想不放心,他隔三岔五就去Deepak的公司转转,看见公司运作正常才能安心回自己办公室上班,他甚至嘱托住在Deepak公司附近的表弟随时留意着,有任何异动马上通知他。

2011年12月14日晚上11点左右,电话响了,同行告诉宋文辉,Deepak跑了。之后还说了什么,宋文辉没再能听进去一句。

失控

宋文辉第一反应是,不可能!他陆续收回了105万元货款。就在14日当天,他的户头还收到30万元呢。

赶到Deepak的办公室,已经有15家供货商在门口乱作一团了。大家一说开,原来Deepak对很多供应商许诺的账期都是14号前后,货款加起来有1000万元之多。很明显,这不是什么经营不善,而是恶意逃单。

宋文辉仍在不停摇头。让他一点一点绝望的是,他开始遵循各种线索想证明Deepak “不是”,而所有线索都指向“是”。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大家发现,Deepak拿过去的货,都是以低于拿货价卖出的;宋等人被邀请参观的广州别墅,原来是租的;Deepak及其同伙还同时在广州上演类似的戏码,在广州市场上,拖欠的货款也在1000万元左右。

事情已经很明显。大家开始兵分多路对Deepak进行全城追寻,终于拦下了人。向当地经侦大队报案,得到的答复是,“达不到诈骗的立案标准,人在这里,你问他要就是了”。

遭遇恶意逃单的故事在当地有很多。宋文辉听说不久前,有个同行在追讨过程中略加恐吓,对方一怕就还了钱。因为英文极佳,宋文辉被经营户推选出来,依样画葫芦,开着车把Deepak载到义乌郊外一个水库边,声称若不还钱,就会耍狠。

之后印度领事馆的介入,让这个简单的事件上升了好几个“档次”。

就在僵持的几日里,Deepak在广州原本说要来义乌还清欠款的同伴已出走境外,不见踪影。宋文辉坚持说,是这个同伴通知了印度驻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。第三天开始,包括宋在内的很多商户接连收到自称是义乌外事办工作人员的电话、短信,要他们放人。宋文辉后来对记者说:“当时我怕极了,居然惊动了使领馆,觉得很严重,但我也清楚,不能交人。人一走,想再要回我的钱几乎就不可能了。”宋文辉们试图隐藏行踪,但最终还是被找到。

那天,在有义乌政府代表在场,出货方、Deepak、使领馆三方会议中,他们眼睁睁看Deepak被使领馆工作人员带走。随后,2011年12月底,宋文辉被起诉,理由是他在追讨欠款过程中行为过激,“进去”了13天,至今被限制出境。

宋文辉对记者说,他承认自己某些行为的失当,但 “我想拿回自己的钱,这有什么错?”

死结

因为“达不到诈骗的立案标准”,宋文辉和其余15家经营户只能进行民事起诉。官司赢了,但“经查Deepak在境内名下没有财产,判决书上的经济赔偿无从执行”。

被欠的款要不回,欠别人的又逃不掉,为偿还厂家货款,宋文辉卖掉房子、车子,五年努力付之东流。

今年8月,渐渐接受现实的宋文辉重新上班,进入一家贸易公司做起了中间人的老本行。工作之余,他会回当初决定单干时租下的办公室上网,这间交了两年房租的套间严格意义上只开业了两个月,之后宋便陷入与Deepak的纠缠中。

如今,这里成了网络室,也成了宋文辉坚持维权的一座孤岛。他将表弟注册的为自己鸣不平的微博拿过来自己打理,给自己认为“有用”的大V一遍遍发私信,有时发一天没人理,他的心便黯淡下来,让自己认命,有时转发多一些,他又燃起一点希望,向每一位转发者致谢。日子就在忽明忽暗的心境中悄然流逝。

今年4月和9月,宋文辉又成了被告。告他的是被拖欠货款的厂家。宋文辉说“是我拖累了他们,但现在我确实没办法。”若有厂家找他还钱,他只能将自己的工资拿出来,如果是几个一起来,只能谁急先给谁。

在走访义乌的几天里,许多中间人都告诉记者,由于逃单太容易,即便抓到也不用负刑事责任,大不了还款。老老实实做贸易,五年不过赚个一千万,若是逃单成功,一次性就能净挣这么多,还没有经营的辛苦,如此方便如此多利,试问多少人能经受住诱惑?

对此,当地部门与企业主都想了办法。比如搭建了贸易预警平台,将有过不良记录的商人或公司名挂出来以警示他人。再比如企业主之间建立沟通群,对不良商贩信息及预防措施及时通报。这种以代价换教训的名单背后,是每增加一个名字都预示着又有多一个人蒙受巨额损失。况且,正如许多中间人所说,谁能保证名单上的人不会指使他人,自己做幕后老板。

如今的宋文辉,已经能条理清晰地分析Deepak律师的抗辩,比如“你们的货单怎么没有统一的”;“你们货单上只有签名没有签收地,这个应该不属于义乌管辖,应该到被告(Deepak)的住所地起诉,就是去印度起诉”;“你们有的制表人怎么自己没有签字,这不能证明单据是真的”……从中发现自己经营的漏洞,甚至还能指出对方律师的不妥之处。

然后他又陷入了一个死结:“不是我不想做得更规范,是因为大家都那么干,你抠得太死,会被市场淘汰的。”

——然而,随大流并不能保证他的不被淘汰,比如这一次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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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姚海风 来源:本站原创 编辑:yhf8866打印此文】【加入收藏】【字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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